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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全面内乱

发布时间: 2011-10-26 14:36:13   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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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66年5月开始,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持续时间达10年之久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全...

      从1966年5月开始,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持续时间达10年之久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全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全面内乱
  一、执行《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在农村及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之时,中共中央于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为配合这次会议,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分别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合股开了黑店”,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之后,全国报纸奉命转载该文章。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部署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广东省委据此提出的有关要求,市委常委于5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广州市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决定:(1)加强领导。这一时期,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亲自抓文化革命。(2)具体做法。全市主要抓三条:一是紧密配合全国、全省的行动;二是清理内部,找出“反面教员”;三是充实队伍,教育群众。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同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组织座谈、写文章、出墙报批判资产阶级。学校的语文、历史、政治课停止讲授,这些时间用来学习毛泽东著作,搞“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自己,批判资产阶级。(3)组织工作队。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全市文化系统的队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问题少的单位主要依靠原单位的左派去做。认为问题大的单位(如广州日报社、教育局),则要像搞“四清运动”那样,派工作队去搞。同日,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市委书记薄怀奇任组长,市委常委钟明、宣传部长黄庄平任副组长。会后向全市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对广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州日报》于6月7日转载了《南方日报》“声讨”广东作家秦牧及其作品《艺海拾贝》的长篇文章,将秦牧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简称“三反”)的代表人物。此举开了揪批本地所谓“三反分子”代表人物的先河,嗣后发展到一些部门和一些单位层层揪“三反分子”、“小邓拓”、“小秦牧”。市委也提出“抓身边大大小小的邓拓”。为此,专门组织力量整理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其光的所谓“三反材料”。后来《广州日报》发表了对华嘉进行批判的文章;张其光则在市教育战线受到批判。这都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极大混乱。
  “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在文教系统陆续展开。经市委研究,为顺应“群众”的要求,全市中学实行“停课闹革命”。学生们起来揭批本校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或“三反分子”,针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标语、大字报充斥校园。6月3日晚,当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原中共北京市委的消息传来时,广州市广雅中学的1000多名学生冒雨到市委报喜。为防止发生混乱,市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劝阻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和到市委“报喜”。
  由于各校运动发展迅猛,市委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抓运动。市委文革小组将收集到的运动发展情况,每一两天出一期《文化革命情况反映》,供市委领导参考。市委常委和书记处从6月起每周均召开会议,研究运动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为了加强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领导,6月6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文化革命工作队,经短期集训后派到学校、报社等单位去。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则常常奔走于各文教单位,指导运动的开展。6月9日,市委召开全市中学生代表会议,薄怀奇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针对一些学校已出现的打人、戴高帽的现象,强调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格禁止打人、捆人,防止逼供信”。并反对学生上街游行和贴大字报。
  6月中旬,市委仿照北京的做法,派出由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员(多为教师和各战线干部)和市级机关干部组成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进驻全市100多所中学和文教机关,领导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到7月中旬,由于工作组人数不足,又从工厂中抽调了几百名工人加入。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市委主要负责人在6月11日召开的全市中学教师会议上,除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搞“大破大立”外,还将当时中学的领导分为革命的、愿意革命的和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三种情况,引起教师队伍思想的极大震动。广州市四十五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蔡三坚因反对学校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把矛头指向老师,被工作组和学生认为是压制群众运动,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市委文教政治部随即在该校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第十中学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也把该校代理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徐航等人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顽固堡垒”,要把他们“斗垮、斗臭”。并且,这些错误的做法被作为经验刊登在《广州日报》上,使本来对运动很不理解的教师更加忧心忡忡。
  6月底,市委常委、书记处先后召开会议听取文教系统与机关的运动情况汇报,再次对全市运动进行研究。会议就全市各种不同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具体部署。按照突出重点、分期分批的原则,市委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仍放在文教系统,尤以学校为主;对还未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交、财贸、城建、各公司和科学研究所、医院、工厂、商店等单位,则仍按过去部署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法与过去不同的是,从清政治入手,学习毛泽东著作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报上点名的人物,但一律不进行揭发本单位的问题,解决突出问题后,就转向学毛主席著作。同时,市委特别强调要抓好生产,抓质量,抓技术改造,要组织专门班子抓。并对刚刚出现的一部分单位、学校随便借阅和公布有关人员档案材料的错误做法予以制止。为制止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乱揪乱斗的现象,会议还对“三反分子”的划定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认为“凡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具体划定时须掌握两条:“(1)要看它是一贯性的还是偶然性的;(2)要看它对党是一条心还是两条心(包括是否有个人野心阴谋)。”7月2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大会传达了上述精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和书记处书记薄怀奇在会上讲话,阐述市委对广州市“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决定;提出要搞好运动必须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搞好运动关键是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领导与放手发动群众并不矛盾;放手发动群众,不等于放任自流等观点。
  7月上中旬,市委常委及书记处又多次开会,研究全市运动的部署,提出收缩运动的问题。决定市、区机关“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错误进行必要的批判后,即转入大学毛泽东著作,深入开展机关革命化”。市委常委认为:收缩运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希望有关单位做好运动的收缩工作,同时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还“宣布几条纪律:(1)不准追查写大字报的人;(2)不准打击报复,凡打击报复的,按反革命论处;(3)不准毁灭证据和大字报。至于运动的时间安排:如果两个月时间不够,可以适当延长”。根据这一精神,至8月上旬统计,全市各战线开始收缩运动单位有879个。
  7月14日,市委召开工交、财贸、城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市委书记梁湘到会作报告,阐明市委对运动的部署和有关政策,并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上半年全市130多家工厂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况,提出要按计划抓紧,首先要打好7个技改歼灭战(包括钢铁、石油裂解、人造纤维、机床、汽车、拖拉机、无线电各项仪器);要求组织专门班子抓生产,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检查督促,及时推广好经验。
  7月底,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市委常委参照北京做法,于8月初开会研究撤出工作组就地进行整风的问题;并决定另设立调查员、观察员、巡视员,加强对学校运动情况的巡视、检查和调查研究工作。8月7日,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的决定》。10日,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在会上对市委派工作组到学校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并当场宣读市委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决定。指出:工作队撤销之后,各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由革命师生员工进行充分酝酿后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此后,部分基层党组织便失去了对运动的领导权。

  二、《十六条》的贯彻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8月初,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已按照市委的布置逐步收缩。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市委于8月12日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指示讨论了运动深入开展的问题,重新调整对全市运动的部署。强调机关“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要认真学好《十六条》,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对照、检查、总结前一段运动。8月18日,在有3万多人参加的市、区两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焦林义代表市委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就市委前段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问题进行检查。报告同时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调整对运动的部署,重新发动群众。报告强调要“炮打司令部”,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放手发扬民主,放手发动群众;在机关中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的办法,成立“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最后,他宣读了市委书记处全体同志(共6人签名)于8月12日写的一张大字报《欢迎同志们贴我们的大字报》。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还调整了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由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湘任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杜祯祥、薄怀奇任副组长。
  通过层层发动“文化大革命”,广州逐步出现大动乱局面。
  8月中旬至9月上旬,广州市的100多所中学的学生仿照毛泽东支持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做法,纷纷建立起由“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建立后即走上街头,大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所谓“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破四旧”是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提出的口号,但对什么是“旧”和如何“破旧”,并无政策界限。红卫兵们对他们认定属于“封、资、修”的“旧事物”进行了大破坏。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宗教场所。先是个别组织分散单独行动,后来在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倡议下,全市的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起掀起了“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他们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先后扫荡了教堂寺庙49处。全市大小教堂寺庙等一切宗教活动场所全部被捣毁,包括石室教堂(天主教)、六榕寺(佛教)、三元宫(道教)和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怀圣寺等历史悠久的宗教场所。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广州市内众多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海幢寺的四大金刚被毁坏,华林寺的五百罗汉被粉碎,“先贤古墓”被铲了一半,黄花岗72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后来连闻名全国、作为广州市城市标志之一的现代雕塑--越秀山的五羊雕像和海珠广场的广州解放纪念雕像也未能幸免。红卫兵还捣毁了设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搜查了设在长堤的基督教青年会。一些学生甚至想推倒光塔(未成)。有35名僧人、道士被斗争。
  接着,红卫兵的斗争目标指向了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们与外地红卫兵一起,未经任何司法或政权机关同意,任意进入一些居民家中,抓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游街示众,批判斗争,并对他们随意殴打侮辱,还实行抄家,把“五类分子”家中的金银首饰、古董、书籍字画和唱片等,通通作为“四旧”没收。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仅最初的一周内,被红卫兵没收的各种物品即达50多卡车,还烧毁了大批书籍、唱片,打碎了一些珍贵的古陶瓷器。
  9月初,广州的红卫兵与外地来穗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再次举行了“破四旧”总行动日。他们在大街上派发传单,宣传“破四旧”的意义,要求市民主动交出家中的所谓“四旧”物品,同时继续查抄“五类分子”和资本家的家,并对街上行人的发型、服饰等进行干预,被认为穿“奇装异服”或头发较长、烫发者均遭到红卫兵的围攻,甚至一些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也遭刁难。一些单位的红卫兵组织也对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进行抄家。红卫兵“破四旧”搜缴的物品成堆堆放在市府大院内。据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1968年12月7日给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报告,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群众抄交的财物中有文物(包括古瓷、古字画、古书、雕刻等)共60449件”、“有珠宝玉器(包括翡翠、珍珠、钻戒等)共38576件”;“查封了他们认定的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等房屋共约7万平方米”。红卫兵还在市郊农村查抄了3000多户被认为地、富、反、坏、右和“不法分子”的家,收缴了一批黄金、白银、外币、风扇、收音机、自行车、衣车、手表、照相机、衣服、布料等财物以及大量床、板、凳、柜等家具杂物。在市内,被揪斗和抄家的群众为数不少。据9月5日市公安局统计,全市近日“被红卫兵斗争的共1466人”,其中“有干部、职工、群众298人”;被抄家的“4570户”,其中有“有归侨119户,干部、职工、群众723户”。
  另外,红卫兵还在市区公共场所宣讲《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连小学生也在马路、公路上截拦行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者受到批评。与此同时,红卫兵又把大字报贴上广州街头,要求改革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企业、街道名称。自8月中旬起,全市1000多家商店、饭店和肉菜市场被红卫兵“勒令”改换名称,包括许多老字号的商店也被迫拆下招牌,如致美斋商店、陶陶居茶楼、皇上皇腊味店、大三元酒家分别改称“永为民”、“东风楼”、“红上红”、“今胜昔”等。市内多条马路也同时改名。
  在外地来穗红卫兵组织的影响下,广州的红卫兵逐渐将斗争锋芒指向市委和市人委,揭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据市委、市人委两座大楼统计,在8月中旬至9月初的半个多月中,共贴出大字报5273张。一些外地来穗串连的红卫兵组织也加入了“炮轰”市委的行列,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点名揭批领导干部;就“破四旧”碰到的有关问题要求市委答复等。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破四旧”和“炮轰”市委等问题上,各校红卫兵组织在认识和行动上出现分歧。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破坏文物古迹等错误也引起了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使运动顺利发展,市委常委、文革小组于8月下旬至9月初多次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第一,向红卫兵反复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华侨的、个体户和资本家的政策),涉及到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后再定;第二,加强对学校运动的领导,希望迅速建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统一指挥机构,解决红卫兵组织间的矛盾,教育学生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进行人身攻击;第三,积极预防发生学生和工农群众、干部以及学生间的冲突事件;第四,撤销原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由市委常委直接领导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
  但是,红卫兵的极左行动并没有停止。9月20日,市委第三书记、市长曾生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再次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必须停止随便搜查干部(包括重点对象)宿舍的现象。即使对机关中的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搜查的,也要报战线和公安部门批准。至于社会上的搜查对象应限于有反动活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资本家……要说服教育红卫兵,搜查主要是搜查反革命的武器和其他反动罪证,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行动,不要着眼于经济财物。”可惜,这时市委领导人的讲话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
  9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12月,市委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上京参观学习的通知》,决定在广州的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从9月上旬起赴北京;广州和市属从化、花县两地中学的师生员工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轮流上京,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受中央负责同志的接见。这一行动被称之为“革命大串连”。从9月至12月,广州市共有十几万师生外出参加“革命大串连”活动。
  在组织师生北上“串连”的同时,北方的红卫兵也大量南下“串连”。广州成为外省学生“串连”的重点城市之一。9月中旬起,每天均有五六百外地学生到穗,以后不断增多。市委于9月16日发出做好接待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市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员工、干部和其他劳动群众,“以最大的革命热忱欢迎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学生,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到学校、机关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提供便利,“听取他们对市委和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批评,虚心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同时做好生活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并成立广州市接待外地革命学生联络部,在市委、市人委领导下专责管理接待工作。
  为接待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许多单位腾出地方,购置生活用品,组织人员接车接船、开办食堂,以致正常的业务受到影响甚至暂停。全市有56所小学被迫停课以腾空教室作接待用。外来学生越来越多,无处安置,一些外地学生甚至被安排到居民家中食宿。由于停课搞运动以及免费乘车船和住宿,使“大串连”在10月~11月间形成高潮,来穗人员有增无减。至11月上旬,外地到广州“串连”的大中学生累计达50多万人,仅11月7日一天即来了5万多人;经常滞留广州的达20多万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闻讯发来指示,要求广州市必须作好在同一时间里接待100万人的准备。11月8日,市委、市人委发出《关于立即准备好接待百万外地革命师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全市必须作为当前最突出的工作来抓,其他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任务。”“各机关、单位要抽出相应的干部职工,专职搞接待工作。抽出干部较多或接待工作任务较重的单位,文化革命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并要求各单位的负责人亲自领导接待工作。
  在市委、市人委的周密部署下,至12月23日,全市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先后接待了到广州“串连”的16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其中有100万以上是在11月8日~12月23日来广州的。至1967年1月,仍有万人左右来穗“串连”。市委于1967年1月14日再次发出《关于认真切实做好外地来市进行革命串连的群众的接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接待办公室继续做好接待工作。

  三、市委被“夺权”
  1966年11月5日~15日,市委召开有570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查市委前段工作的“错误”。会议通过反复学习,力求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跟上形势。讨论中许多人根据中央精神作了自我批评。有的工作队长检查自己在前一段运动中的“六个胡里胡涂”:胡里胡涂进去(学校)、胡里胡涂工作、胡里胡涂犯错误、胡里胡涂出来、胡里胡涂检讨、胡里胡涂不知怎么办。有的干部则检查自己对运动认识的“四最”:最别扭,最害怕,最难搞,最被动。一些干部提出听报告时就懂,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懵。这些颇具代表性的发言,反映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些做法的怀疑和很不理解。焦林义代表市委在会上作了检讨。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为派工作组到学校去,确实是“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会议最后确定下一段运动主要抓三方面的工作: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
  这时“文化大革命”初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而扩大,参加成员已不限于最初的“红五类”,渐渐发展到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到1966年底,各条战线、各行业的干部、工人以至郊区的和市属五县的农民也纷纷组建名称各异的“造反”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各组织成员不断分化组合,最后意见相同者集结在一起,形成派性群众组织。广州的派性群众组织主要有两大派,分别简称为“东风派”与“红旗派”,均自称是真正的“造反派”。
  在派性组织的猛烈冲击下,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不断被批斗,市委此时的工作主要是应付“文化大革命”,大量正常工作陷于停顿。1967年1月,上海的派性群众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夺权”之风很快蔓延全国。1月22日,由广东省和外地来穗的一些群众组织组成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布向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日报社夺权。同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就接管广州日报《告全市革命人民书》。1月23日20时,“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又宣布对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和广东电视台夺权,并在《广州日报》发布“通令”。1月24日,“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向广州市委夺权,并于1月31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夺权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月25日,又一派性群众组织“广东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并宣称“接管”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并因此在市公安局内与已于22日宣布对公安局夺权的另一派性群众组织“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生冲突,有数十人被打伤、挤伤。1月28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驻广州市公安局接管监督小组”发表《告全市革命人民书》,谴责1月25日的再夺权。
  至此,在两派群众组织的相互攻击和争夺中,市委及市公安局、报社、电台等机构均被夺权。领导干部或被揪斗,或“靠边站”,全市的各级党组织均处于瘫痪状态。

  四、实施军事管制
  1967年1月下旬起,全市各级党组织因被夺权而陷于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已无法履行职责,致使生产无人管理,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为确保一些要害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运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于1966年9月派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李洪杰和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罗兴洲等80名干部进驻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和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及广东电视台。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驻穗部队全面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广州军区为此除从驻穗机关、部队中抽调6000多名干部外,又陆续调2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进入广州。1月26日,广州警备司令部派出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2月28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发布布告,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管。
  为尽快结束全市生产无人指挥的局面,应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广州警备区于3月2日主持召开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经与会代表酝酿,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决定由广州警备区负责人为主,吸收市委、市人委部分负责人和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组成“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市的工农业生产。会议要求各战线以及所属各局、公司、人民公社以至各基层单位,均应建立起相应机构。3月4日,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召开,市生产临时指挥部同时宣告成立,并向全市人民发出《紧急通告》,指出: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行使指导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职权”。全市人民要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支持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为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于3月13日发出《紧急通告》,“凡倒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和重要生产资料,炒卖黄金、白银、外币、进口商品、票证,私设地下工厂,黑市经纪等,必须依法惩办”,取缔无证商贩、地下工业户、禁止弃农经商。要求工商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切实贯彻落实,共同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
  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军管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主任黄荣海,副主任阳震、江贤玉、罗兴洲(以上均为军队干部)。设常委6人,委员和常委有原市委、市人委干部参加。市军管会内设党的核心小组,实际担负起原市委的工作职责。市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分别抓政治运动和生产。工作人员由军队干部和原市委、市人委干部组成。同日,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将当时的任务概括为“建立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好生产;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保卫四清运动成果,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搞好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 若干项。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根据中共中央分工,对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给予特别关注,经常对发生的重大问题及时给予重要指示。1967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之前,由于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和交易会内部工作人员思想混乱,为确保交易会顺利进行并了解广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周恩来于1967年4月14日中午飞抵广州。一到住处,他便听取广州军区和省军管会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接着接见交易会的200多名工作人员代表,恳切要求大家统一思想,顾全大局,开好交易会。当晚,又在中山纪念堂对各派群众组织的1万多人(其中5000多人于体育馆听有线转播),作了3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除要求大家共同保证开好交易会外,又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午夜,周恩来到交易会,对各展馆一一进行检查,并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从4月15日开始,连续3天,周恩来白天听取广州军区和省军管会领导人汇报情况,夜晚则与各群众组织的200多名代表举行座谈,每次座谈时间都在8小时左右。18日晚,周恩来又对这些群众组织代表作长篇讲话直至次日清晨。他殷切希望两派群众组织停止争斗,增进团结;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政策观念;维护军管权威,保持社会稳定。对3天座谈中各群众组织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周恩来也尽可能谈了他的看法和希望。这次讲话,对以后广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对减轻广州“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损失,具有重大影响。
  这时,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冲突并没有因为实行军管而有所收敛,反而从贴大字报、口头辩论的“文斗”逐步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武斗”。
  4月22日,中山医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校外一些群众组织闻讯派出队伍驰援各自一派,使事态扩大,冲突双方人数最多时达1万余人。市军管会接报后,主任黄荣海亲率部队赶赴现场进行调解,并派军队把守学院大门,劝阻继续前来支援的群众,防止事态发展,冲突遂告平息。这是广州市第一起大型派性冲突。
  7月20日~21日,广州糖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在职工中占少数的“红旗派”撤出工厂,厂长在两派冲突过程中被误伤致死。7月23日下午,“东风派”以中学生为主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大会。而“红旗派”同时在邻近中山纪念堂的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七·二○广州糖厂死难烈士及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大会”,参加大会的许多“红旗派”群众需经过中山纪念堂附近街道。中午,两派赴会群众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相遇,开始是互相辩论、谩骂,继而发展为分散、小规模的交手,由于双方大量人员几乎同时集中于该地段,加之有人从中煽动挑拨,因而迅速酿成大规模的武斗。武斗现场共聚集了2万多人,少数人在武斗中使用了砖石棍棒,个别人使用了刀矛等利器,有4人在武斗中丧生。这是广州首次发生重大伤亡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为制止这次武斗,市军管会和省军管会共抽调20多个连队赴武斗现场。市军管会负责人亲临现场指挥,省军管会也派负责人到一些群众组织的总部做工作,制止他们调动队伍去武斗现场增援。进入武斗现场的解放军官兵,坚决执行军管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死不开枪”的指示,用身体隔开武斗的队伍,并大声宣传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许多官兵被打伤,武斗至晚上才止息。
  就在中山纪念堂武斗发生之时,传来了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倡“文攻武卫”的讲话,她公然煽动群众组织可以在“自卫”的名义下合法拥有武器,进行武斗。此后,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并频繁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和公安机关的枪支弹药以及车辆、通信器材等,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8月5日深夜,两派群众组织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1850枝,子弹数万发。这是广州的派性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抢枪。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中央的重视,曾派出调查团来处理。此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8月8日晚,一派群众组织近百人乘车到郊区新市附近的金鸡岭枪械库抢枪,并用于第二天在中南林学院的武斗。白云机场附近的农民后来也携枪炮参与中南林学院的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一派性组织的汽车还撞坏了白云机场飞机跑道灯5个。致使8月10日的飞机航运计划被打乱。8月9日,派性群众组织开着架有机枪的卡车冲进市军管会大院,对办公室和警卫连大楼进行打、砸、抢、搜,劫去一批枪支弹药。8月10日~12日,派性组织8次冲击广州警备区机关,抢去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两派群众组织还在市内分别占领一些高楼为派性活动据点和利于武斗的制高点,如:文明路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中山五路李占记钟表店、长堤省总工会大楼、市二轻局大楼和市房管局在登峰南路60号的房子等。著名的南方大厦、爱群大厦、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陈列馆等处也曾被短期占领。一些大工厂一时也成了派别组织的大本营。其间,在市区经常可以见到乘坐汽车全副武装的武斗队伍横冲直撞,可以听到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有时一日之内多处发生动用军械的武斗,每次都造成伤亡。
  8月上旬,市面还出现了群众追打“劳改犯”的情况。当时,市收容遣送站放走几十名收容人员以及拒收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几十名偷渡人员,致使“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为了防范“劳改犯”,不少街道群众自发组织“联防”,晚上发现游荡的陌生人,即当作外逃的劳改犯,顿时喊声、锣声四起,群众群起而攻之,将陌生人打死或吊死,造成一些无辜者丧生。
  8月18日晚,占据省总工会大楼的一派群众组织遭到另一派的进攻,双方猛烈交火4个多小时,造成人员伤亡。直到周恩来接到省军管会报告后来电制止,又经省、市军管会和省军区分别派负责人和部队去制止武斗,召集两派代表进行谈判,一方终于停止进攻,另一方则从占据的大楼撤出。
  由于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操纵,广州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级军事机关屡遭冲击,连军管会也工作困难。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各派56名代表赴京,由他亲自主持进行协商谈判。两派代表在京期间,周恩来由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等陪同,先后召开有两派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5次和一二十人规模的小会数次。在8月22日凌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着重提出停止武斗的四项紧急措施:(1)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2)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3)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4)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各派谈判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坚决执行。
  但是,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的承诺很难落实。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广州“红旗派”组织的上千人冲入广州军区大院,占领了指挥大楼,企图绑架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和副司令员温玉成未果,即把出面接见他们的军区第四政治委员孔石泉劫持而去,次日才被部队设法救出。8月30日~9月2日,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在西村水厂、电厂和广州港河南作业区太古仓进行武斗,太古仓因武斗酿成大火,国家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9月11日,“东风派”在越秀山召开大会,散会后沿途游行,与占据制高点的“红旗派”组织发生冲突,遭受损失。“东风派”头头即率数千群众进驻广州军区警卫营大院,向军区和省军管会施加压力,要求追究“红旗派”责任。周恩来闻讯来电批评,双方经军区和省军管会负责人做工作,3天后陆续撤离。但又有部分人员一度进入省军管会大院。
  1967年7月~9月,毛泽东在考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对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要求各地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对干部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的情况,他重申“要正确对待干部”,“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9月中旬至10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多次发表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的指示使群众组织中不断膨胀的极左思想受到一定的抑制。
  广州两派实现大联合,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两派群众组织坚持“以我为核心”。毛泽东指示发表后,广州两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经过周恩来耐心说服教育,终于在11月2日签署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协议书”共12条,主要内容是: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拥护省、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彻底制止武斗,收交一切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协助解放军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尽快返回本单位;保证城乡交通畅通,外单位不得介入铁路、水运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不准煽动农民进城,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也不得介入农村“文化大革命”;撤出一切进驻外单位的人员;不得利用宣传工具互相攻击;取消各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和高音喇叭;国防军工企业不得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双方各派5名代表与省、市军管会组成监督小组,监督协议实施。此外,广州铁路代表还单独达成了维护铁路军管和实行大联合的协议。11月14日,两派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按照“协议书”的精神共同起草了《告广州地区人民书》,呼吁全市人民全面贯彻两派达成的协议,特别强调知识青年和外地串连人员尽快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搞好社会治安,确保交易会圆满成功。
  11月15日,两派代表乘专机返回广州。当日,被迫延期一个月的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得以开幕。
  市军管会成立后到1968年间,全市先后建立了各级军管会,全市各区、县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均有军代表进驻。其中进驻全市100多所中学的军代表帮助学生搞军训,对加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促进两派团结,减少武斗起了积极的作用。进驻市各工业局以至工厂“支左”的军代表,组织干部和工人学习和抓好生产,还举办学习班促进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联合,为建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对局面较为混乱的重要基层单位派军管小组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一般由2人~3人组成,在进驻单位中帮助建立工作秩序,组织恢复生产。
  1968年2月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大规模的武斗基本被制止住(但5月~7月间又有一次反复)。市军管会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市革委会的工作,军管会的职能逐渐被革委会替代。至1969年,市军管会实际上完成历史使命,部分军队干部撤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驻广州的“三支两军”人员逐渐撤回部队。

  五、批斗领导干部与揪“叛徒”
  1966年8月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批斗“走资派”就贯穿于“文化大革命”始终。广州市文化、教育战线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1966年10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在《广州日报》被公开点名批判,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此后,上至市委书记、市长,下至部、委、办、区、县、局一级领导干部都先后不同程度地遭到揪斗、批判和审查。后来还用下放、战备疏散等方式,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换班”,对广大干部进行迫害。据统计,全市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37万人,约占干部总数的17.5%。批斗干部经常采用人身侮辱的做法。1968年7月19日,海珠区搞了一次迫害领导干部的“大游斗”,15名区委的正副书记、区人委的正副区长和部、委、办、街、局领导被诬蔑为“走资派”、“三反分子”等,被五花大绑押到宝岗球场毒打,然后戴上10多公斤重的高帽,赤脚游街达4小时,滚烫的柏油路把许多人的脚板烫起了水泡。这种违法犯罪行为,被省里个别人当作典型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后波及全市,危害极大。8月,广州市的“造反派”也组织一次大规模游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把市委前两任书记雍文涛、王德以及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拉回市委集中,然后分别押上大卡车,沿市区主要街道绕城一圈。这批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押着,有的站着,有的跪着,每人头戴纸扎高帽,有的人脖子上被挂上大木牌(上书各种莫须有罪名),有的则被挂上自己的鞋子,还有的双手被涂上黑油(意为黑手,诬蔑他们操纵了群众组织),游街示众长达数小时。沿途“造反派”还不时鼓动围观群众一起呼喊“打倒×××走资派”等口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共有5万余一般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被揪斗,非正常死亡3900余人,其中干部为541人。
  另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玩弄种种阴谋,在各地大揪所谓“叛徒”,诬蔑陷害老干部。黄永胜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从1967年起,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戚本禹则煽动群众组织大抓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他们把广东老游击区诬蔑为“老反革命区、老土匪区、叛徒窝”;把东纵、珠纵、琼纵等革命武装诬为“土匪”,为此,全市的干部深受其害。广州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的由北方南下来穗,有的来自香港或广东各老游击区,还有的是本地坚持地下斗争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受住种种考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各种审查迫害,所涉及到的所谓“问题”有:关于地下党的“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广州地下党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战区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问题”,“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系统内中共地下党组织问题”,关于地方游击队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问题,还有所谓“叛徒、自首”问题等。据有关统计,因上述所谓问题而受到审查迫害的共有816人,这些人均为省市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接收了其中审理“十二集地下党”的专案材料,并于1972年10月写出调查报告,肯定了“十二集地下党”是中共领导下的党组织,推倒了黄永胜强加给“十二集地下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但仍保留了一些不妥的提法和不实之词。这一问题连同其他的所谓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市委逐步清理,先后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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