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正在浏览: 首页 » 党史研究 » 专题研讨 » 正文

五四前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与工运

发布时间: 2011-11-04 09:46:55   作者:王建生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欧洲19世纪中叶,又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构成有三大理论派:一是德国的施蒂纳鼓...

      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欧洲19世纪中叶,又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构成有三大理论派:一是德国的施蒂纳鼓吹的“绝对自由主义”;二是法国的蒲鲁东鼓吹的“工团主义”即“工会主义”;三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在20世纪初经法国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刘师培和刘师复等。
  无政府主义虽然有一个笼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是无组织规章、无领导支配,各凭良心以相结合的①,是绝对自由的。当年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把无政府主义译为“无治主义”或“无王主义”,更为恰当。
  据刘师复所说,无政府主义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主义者②。因此,具有革命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时,其言论、活动被当局视为“异端”,各时期均遭到查封和镇压;而另一方面,却为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工人等革命者接受和实践,尤其五四运动后广州工人运动的兴起,大多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密切相联,可见,当年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对广州工运影响甚大。
  鼓吹“工团主义”,唤起劳工觉悟 

  刘师复,早年留学日本时接受无政府主义,尤其醉心克鲁泡特金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日参加同盟会。1905年回国,次年在广州从事反清暴力刺杀活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①”其中不乏工人政党标榜的,如中国社会党等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后为军阀袁世凯镇压而终。原决心暴力革命的刘师复改弦换辙,致力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刘师复虽然以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入政党自标榜,并非不问政治。他一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及攻击孙中山先生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对江亢虎新成立的所谓“中国社会党”更攻击得不遗余力②。在其大量翻译出版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有关工运书籍如《总同盟罢工》、《工人宝鉴》、《劳动》等等,数量不少,较多有针对批判、攻击“招牌工会”,反强权压迫、反东家剥削,引导工潮等等,坚持、扩大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而对华经济入侵,无暇东顾。由于广州的外来产品一度锐减,从而造就各行业的制造厂、加工厂倍增,如雨后春笋,中国官僚资本、民营工商业得到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次年5月9日,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与日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举国愤怒,广州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尤为热烈,更助国货生产及工商业利润大增,就业人员从战前的不足百万激增到两百多万。
  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时期。城市的工商发展大量吸纳了来自各方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之低微,足见资方之残酷剥削到了令人发指人之地步,加上当年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不断、社会混乱,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工人的生活状况,再度引起社会的关注。 1914年5月,刘师复在广州复刊的《民声》杂志,大篇幅介绍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故事,以此唤起劳工思想觉悟,而无政府主义者大力鼓吹“工团主义”最为劳工接受。
  同年8月至9月,无政府主义党万国大会在伦敦召开,刘师复致函大会报告中国组织活动情况时,其中感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有 “两难”,即工人知识极低,不容易接受宣传,间有工会③,绝无政治的社会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殊非易事,其难一;中国政府限制得厉害,传播事业异常棘手,其难二。大会报告中还提出号召各国工团、工党大联合④等等建议。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在国际上揭露了中国军阀统治的黑暗、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同时,早有实践工人运动之念。
  1915年3月,年仅31岁的刘师复病逝,这大大削弱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后虽还断断续续印刷一些宣传册子,但理论建设,后继无人⑤。再者,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在各地也不断遭到当局的查封和镇压。然而,穗垣有不少劳工,受刘氏无政府主义的鼓励,也就各本着自己的职业,秘密进行工人运动⑥。
  1918年5月1日,广州时处桂系统治,无政府主义者与华侨工业联合会⑦在长堤石公祠首次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是日应邀者有雄球丝厂、士敏土厂、石井兵工厂、协同和机器厂、印字行、茶居、理发等多行业160余人参加。庆祝会设有演讲、节目表演和聚餐等,场面气氛团结而又热烈。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刊的《劳动》第一卷第5号以《广州第一次劳动节纪念》为题,对此加以报道,称赞“此举诚广东空前之盛事也”。

        茶居工会是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首家工会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多元的社会主义派系理论为主导而流行社会,更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相结合道路,从而牵动广州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原有的行头会馆也换上工会的招牌,一些资本家也利用工人办起由其控制的“工会”。此外,广州各种政治、宗教社会团体纷纷介入、扩大工界活动,意图把工人运动纳入其政治势力范围,扩大影响。
  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十分活跃。如1919年7月,《民风日刊》在广州创刊,其文章内容多为暴露社会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疾苦,影响一时,而撰稿以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等后期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为推进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积极联络各业工人,组织工人座谈会、灌输工运知识、指导工人成立工会与东家作斗争。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都到广州北郊宝汉茶寮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之多,多是梁一余主持①。
  据无政府主义者黄艺博回忆:当时各行业工人在接触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浪之后,自发的组织情绪,已经成熟,我们趁势鼓动,就马上出现了蓬蓬勃勃不可遏止的工会组织高潮②。1919年秋,无政府主义者在天成路成立了茶居工会,为广州首家工会。主其事有陈森、黎端、区迪等,拥有会员万余人。工会成立后,与东家协商制订工资和福利条例,在维护会员人生安全、维持失业会员生活订立措施,同时也促进该行业工人技术交流等等。工会活动经费源于三方面,一是各会员店号每月的“板面钱”即“下栏钱”;二是会费;三是广告收入。
  茶居工会的成立,工人的一些切身利益得到体现,特别是制订维持失业员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遂引起他行业工人的羡慕,故工人成立工会愿望迫切。之后,无政府主义者相继在藤业、理发、皮革、土木建筑等多行业成立了工会,且有一定的实力。 

       建立机器工人俱乐部

  五四运动前后,机器制造、机修等机器行业最为吃香,入其行者趋之若鹜,因习其艺者众,故机器工人的收入逐年下降。同时,在“机器商务联益公会”③的操纵下,各机器厂的东家联手不断制订和修改行规,尽能力把工人的薪水压低和将工时延长等等,学徒受之欺压更甚,故机器工人有怨,却又无奈。
  为发动机器行业工人与东家作斗争,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以及李德轩、朱敬等几个无政府主义的机器工人,租一活动场所(即后来的俱乐部),以利于在工人中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策动机器工人起来抗争。
  1920年4月初,香港机器工人因工资低下而致函资方要求增加薪水,遭到资方拒绝,遂举行罢工,后因得到广州机器工人的支持而获胜。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州机器工人抗争情绪,因为,广州机器工人的薪水比香港同行要低得多。
  是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梁一余、李占标、李德轩、陈滚滚、麦全、朱敬等人联络各厂工人,分别建立机器工人俱乐部。李德轩(协同和机器厂)、陈滚滚(均和安机器厂) 率先带领本厂工人在洲头咀、同庆四街、成立“互劳”“觉然”俱乐部。在其影响下,年底,广州20多家机器厂包括水、电、铁路、机织等大行业的机器工人分别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活动经费来自两方面,一是会费;二是向资方收取摩打(电动机)费。
  俱乐部建立后,凡工人(学徒)遭遇不合理问题,俱乐部代表工人,以便于向资方交涉和签订劳资合约①。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已具备现代工会之形态,亦是广东机器工会之前身。
  当年无政府主义者在机器工人中的活动,当事人梁冰弦有这样的描述:这七八个人,渐渐号召群工,领导进行组织工会。始而数十人,瞬而数百人,支分会遍东西江以至南洋群岛。经一年后,达数万人。“其规模在欧美也不多见”②。
  
  机器工人首次大罢工到“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成立
  
  较广州其它政治派系之工团活动,唯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卓有成效,而1921年上半年发动的机器工人罢工斗争影响较大。
  是年初,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下,广州多行业机器工人俱乐部联合一起,就机器工人工资低微、学徒遭受的不合理问题与资方之机器商务联益公会交涉,长达半年。在劳资双方谈判无果之下,机器工人于6月9日举行罢工,后经多方调停,资方妥协。这次机器工人罢工斗争,推翻了过去资方任意规定工时的做法,明确机器工人(学徒)每日9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日,保障年例假8天等,同时,就每日最低工资、加薪问题、伤病身故及抚恤问题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罢工期间,为解决罢工工人的伙食问题③以及集中斗争力量,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号召各俱乐部等实行大联合,于1921年4月成立罢工机构,即“广东机器工人(临时)维持会”,推马超俊为主任,各俱乐部则附之为基层组织。
  广州机器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他行业工人起来效尤,当然,这些斗争各自有得有失。但是,各行业工人组会、入会现象已普遍。一九一九年广东有二十六个工会,到一九二一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刺激,由二十六个工会增加到一百个工会了④。
  顺便一提的是,“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的成立,原“广东机器研究总会”⑤解体。总会会长黄焕廷组织东家于1921年10月成立了广东总工会,拥有工会最多,其下属工会大多数由行会演变而成的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之组织。并成功争取“茶居工会”为力量支柱,代表资方利益,形成一方势力。之后,广东总工会试图把“维持会”收编靡下而统一广州工运,但“维持会”针锋相对,遂形成广州工人势力两大派,之后,双方摩擦、冲突不断。
  1922年春,马超俊以劳工界代表身份跻身市参议会而脱离“维持会”,盖因投机,遂成为孙科之心腹。“维持会”被汪敬之、李德轩两人把持,即秘密进行改组,易名“广东机器工会”,这是后话。
  
        创办工人刊物《劳动者》(周刊)
  
  1920年下半年,粤军驱逐桂系后,陈炯明为广东省长。是年底,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广州创刊,梁冰弦为主编,撰稿有黄凌霜、薛剑耘、傅无闷、区声白、刘石心等,发行是梁一余。创刊后得到了俄华通讯社的资助。
  《劳动者》站在劳苦大众立场,向社会反映了广州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现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作了中肯的分析的同时,指出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刊物对某些阶级调和论作了批驳,对工团主义推崇备至、并大量宣传经济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观点等等。
  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劳动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性,不失为五四时期一个向劳苦大众进行启蒙教育、通俗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刊物,如当事人郑佩刚回忆所言,无政府主义集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虚无主义等一身,在揭露批判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合理、戳穿统治阶级丑恶面目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①。正因如此,令起不少人(后人)误以为是共产党刊物,
  是年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曾一度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包括创建广东共产党。因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决定、也因共产国际干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劳动者》也失去俄华通讯社的资助,于1921年初停刊,此后,梁冰弦、区声白等耿耿于怀。这次分裂,令日后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工运统一变得曲折、艰辛。
  
        开办“工人合作社”到“手工业工会”
  
  1921年6月,无政府主义者莫克明、黄艺博等人在四牌楼师姑巷成立了“工人合作社”,鼓动、组织工人成立工会,与资方抗衡。“工人合作社”专门为工人组织工会起草章程、选举工人筹备会委员,替工人准备申请立案呈文、陪同工人代表到公安局办理批准手续等等。“工人合作社”工作不到半年,帮助多行业包括小行业的工人建立工会40多家,不久,这批行业工会联合成立了“手工业工会”,这又是广州较有实力之一的大工团组织。
  此外,“工人合作社”设立一个读书会,大多是新书杂志及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包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吸引一些知识界和工人参加。同时,“工人合作社”还在一些工会里设办工人补习夜班,灌输一些常识和认字补习。“洋服工会”的陈新、“机织工会”的黄澄甫、黄侠生、张瑞成等曾在“工人合作社”担任委员。
  继“工人合作社”之后组织起来的,有由国民党人谢英伯所主办的互助社,设在惠福东路,吸收了一批已成立的工会,还组织了一些新工会,作为他的政治活动资本,也曾喧闹一时②,这也是广州又一大派工人组织形成。
  是年广州的五一大巡行,盛况空前,社会影响甚大,皆因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发动全市各业工人停工一天参加,并得到各工会、社会团体的响应和支持所致,可见,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开③。
  
        无政府主义之海外影响

  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活动,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得最清楚。广东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茶居工会,都是无政府主义派搞起来的④。无政府主义不但对广州工运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海外华侨也有一定的势力活动,以南洋、即马来半岛之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三地最为热烈。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谭祖荫等曾到南洋机器工人中宣传无政府主义,发展工人运动。同时,粤省青年,承受刘氏学说,应聘充南洋英、荷各属地华侨学校教员,在缅甸、新加坡、爪洼、泗水等地,策划当地工人运动,聚汽车、机器、洋服、印刷、酒旅店侍役等粤籍工人,组织读书会,研读无政府主义书报。而各该地工人运动,也就相当发展,此亦为刘氏的贡献⑤。

  上述,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后活动的一些片断,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之广州工运概况。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是一个极大冲击。当年无政府主义之盛行,其背景因国家处于内乱、军阀割据之黑暗统治,使民众对现实怀有强烈不满和极度失望,并简单归结为政府或国家的罪恶。而无政府主义主张“无治”社会、“工团主义”等等,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的认同,并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和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倾向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状况,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及国民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化,分别投入到国、共两大阵营。广州沦陷后,无政府主义在社会的影响已销声匿迹。
  历史发展的现实,宣布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破产。然而,当年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尤其对广州工运影响甚深。因无政府主义为国、共两党不接受,也因前人没有正视这一历史,把这时期的工会视为“招牌工会”而一概否定,把早期广州工运淡化或简单化,工运历史被扭曲。还有,国民党出于反共的需要,篡改历史,掩盖了当年与无政府主义者(工会)的对立和镇压,极力抹杀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把这时期的工人运动占为己有等等,也造成一定的混乱,这是需要澄清的。
  (作者:广州工运史研究委员会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