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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曾庆榴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

发布时间: 2011-11-04 15:39:08   作者:熊巢生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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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年,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之际,广东省历史学教授曾庆榴先生出版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以实事求是...

      2004年,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之际,广东省历史学教授曾庆榴先生出版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以实事求是、别开生面地向海内外读者推出。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6年大陆部分黄埔师生组建黄埔军校同学会20周年以来,由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求真务实、广录详述的历史书。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查集素材,掌握大量史料;分析研究,采用真实史料;刻意编写,发布可信史料。重读之后,个人感觉,惟一小疵,就是曾教授著述该书时间匆忙,引用了一些来不及考证的个人后来回忆和撰述的材料,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个人回忆和撰述的材料。有鉴于此,现将我初步发现的细小情况,就我所知,一一说出,目的是使曾教授专著的每一个细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现据该书页码,发现情况,坦言我见,共同商榷:

  第2页:周恩来加入中共时间为“1921年春”。这是据其介绍人半个世纪后回忆定的。
  据资料,周本人填写入党的时间为“192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的悼词也是“1922年3月”。2006年夏,某专家告诉我:为此,他曾函询周夫人邓颖超,邓颖超要她的秘书函复:以周本人说的算。“中共巴黎小组”不知是何时成立的?1920年先后去法国的有中共党员陈公培、赵世炎、张申府。1921年里昂事件后,陈公培被遣送回国,赵世炎去了法国北方。1922年3月,张申府和由他发展的刘清扬、周恩来联袂移居柏林。同年4月,在法国北方的赵世炎给国内陈公培信中说:“支部暂时决不提及,况现在已有代表团(申府等在德发起的,我亦承认),有事以此与人接洽便是。”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史料,这个有中共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德共党员(亦中共党员)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组成的“代表团”,是否是中共在西欧建立的最早组织?据中央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称:1922年4月后,在西欧先后成立留德组、留法组、留德法组,1925年春后始成立中共旅欧支部。没有提到西欧有“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也没有提到有“中共巴黎小组”。
  第3页:“孙逸仙代表团”“还有…邵元冲”。有误。
  孙逸仙代表团成员四人,为蒋介石、王登云(前为国民党,后为共产党)、张太雷、沈定一。没有邵元冲。该书68页所言:邵元冲“到过苏联考察政治和军事”,不知道是那一次?
  第9页:“注1:吴明回忆”文,《“一大”前后》编辑时有删节。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吴明杂记和素材”,被该书删去一段“附记”。“附记”大意是:“1922年9月……鲁易、罗汉、吴明…于海南岛教中学,写信与…熊雄,请他介绍在广东旧时所识军人,他介绍了约莫十来人…”“这一部分军事运动,可以说是种因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尤其是熊雄和鲁易这一段历史或者知道的不多,应为叙出。”(“附记”见《中国大革命中的熊雄》230页)
  第24页:“1922年加入巴黎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共巴黎小组)”。提法有误。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即旅欧青年团组织,不是共产党组织。“少共”建立时即明确是青年团。1923年2月,旅欧“少共”改组为共青团旅欧之部,成员由初建时30多人增加一倍多。初建时旅德的“少共”成员六七人,是中共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德共党员(即中共党员)张伯简、谢寿康、熊雄。在“少共”1923年2月改组为青年团之前,还没有“少共”成员转(升)为中共党员的。
  第39页:“刘天……文说:…第一期…学生数目不多…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的‘黄埔支部’。”此说有误。
  一是,黄埔支部成立于1924年8月,而周恩来是9月中回到国内的;二是,广东(州)区(地)委1924年8月还没有设立“军委”这一办事机构。
  第57页:“…是黄埔军校的秘密党员。”秘密党员一词,使人难以理解。
  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拥有两党的党籍,通称“跨党”或“跨党党员(分子)”。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共产党员,由于军校规定“在校的员生兵夫均须加入国民党”,均是“跨党党员”。但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身份均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所以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向周恩来索要军队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至1926年北伐前,蒋介石在军校又要军校师生“声明党籍”,做“单纯”的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但军校师生并未理会。因而,共产党员仍然过共产党的组织生活,只是对外不公开,没有“秘密党员”这一提法。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员在国统区内转入“地下”活动,打入国民党组织、军队、机关的共产党员,才称“秘密党员”。
  第73页:“政治部下设指导、秘书、编纂三股,调中共党员…”一句中,应加上:“黄鳌(见该书53页)”。后“杨负责宣传,王负责组织…”句,不如改写成:王任指导股主任,黄任秘书股主任,杨任编纂股主任。(见《黄埔军校史料》第二期教职员名录)更为确切。
  第77页:“邵力子,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材料不确。
  1924年11月13日,邵元冲随孙总理北上,政治教官周恩来代理政治部主任,未设副主任。1925年2月东征,周主任率教导团去前方,后方(校内)政治部主任,由卜士奇代理,卜士奇一个多月未到职视事,5月改由包惠僧代理,包惠僧从新组织政治部,至1925年7月军校与党军政治部各自分立止。邵力子1925年5月至广州,任军校秘书处长,7月任校、军分家后的军校政治部主任汪精卫的副主任。
  第78页:“1926年8月邵力子奉令出使苏联时,才由组织决定让他退出中共。”
  事实是:1926年8月,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代表国民党列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在沪为邵力子饯行,“劝”他做纯粹的国民党员,邵力子从此不再“跨党”(即“劝退”共产党)。那时,苏俄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只给国民党(包括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派出顾问人员。若干年后,邵力子以国民党员身份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出使苏联。
  第78页:“鲁易…1921年初与李立三、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劳动学会,赴法国勤工俭学。”
  应改写为:鲁易…曾留学日本,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初在巴黎与李立三、赵世炎、王若飞、陈公培等八人发起成立劳动学会。(见《中共党史人物传》40卷鲁易传)
  第81页:“叫孙天放…写的仍是‘胡天放’,未填父亲姓名。”
  其中后一句应改为:未用父亲姓氏。
  第82页:“罗汉…1920年回国。”回国时间有误。
  里昂事件后,罗清扬(汉)与陈公培(吴明)、鲁其昌(易)、李隆郅(立三)等104人于1921年10月回国。
  第162页:“周恩来为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
  应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简称总政治部主任,隶属总指挥部。周思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第163页:“第三师…党代表鲁易”。不知是否原始材料。
  据情:1925年10月前后,邵力子、鲁易刚刚分任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而邵去上海,鲁正忙于部内工作,不可能去三师任职。直至1925年年底,鲁易才由周主任调去三师的。放在那个师,周恩来在后来的文章中还作过介绍呢。
  第163页:“第一军中共支部书记的熊雄…9月来粤,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部宪兵营党代表。”
  实际是:熊雄1925年9月中由苏联红军学院结业,来到黄埔任教(聂荣臻回忆录说:不久去前方。),适逢第二次东征,临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嫡系)政治部上校秘书(熊雄1919年底由粤港赴法国留学前,辞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惠州战役日记》中的1925年10月9日,记录了他以(熊)秘书身份主持了“双十节”筹备事宜),同时又是总指政治部秘书,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少将主任周恩来筹组东征军政治工作,因之,东征军政治工作较第一次有所发展。这与熊雄在苏联红军学院的学习半年不无关系。同时,熊雄又兼任第一军中共支部书记(这是不公开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那时中共不可能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派出“中共支部书记”。当东征军出发之际,熊雄又被委为归总指挥部指挥的宪兵营党代表,工作又多了一份。
  第164页:“9月10日,”应为:10月10日。
  第166页:攻克惠州战斗记述,不如《惠州战役日记》作者记述在行。
  第178页:熊雄任职问题。1926年1月至12月13日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2月14日代理政治部主任。
  熊雄1927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则说:“我自东征归来,1月6日即奉命为本校政治部主任。”熊的其他兼职具体叙述如下:1926年2月任军校改组筹备委员。后任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四届、五届的监察委员,校本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军委成员(见中共组织史料,下同);1926年底后是广东区委军委负责人。
  军校中共组织情况是:在第一、二、三期学生中设立支部,通称:黄埔支部。至第四期,形势有了变化,首设党团,作为中共在军校的指导机关,通称黄埔党团;将黄埔支部改为特别支部,通称黄埔特支,下按部处及学生科别设立支部,过组织生活。特支书记由党团的一名干事兼任。熊雄专任党团书记,党团干事有恽代英(90年代湖北出版的恽代英纪念文集大事年表订正为“干事”)、安体诚、杨其纲(由二、三期的专职支部书记改任特别支部书记)。宋时轮上将回忆熊雄是特支负责人之一,是不清楚军校中中共组织设置的缘故,我访问记录中,未作改动,也未注明。
  第179页:“恽代英…1926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
  据湖北出版的恽代英纪念文集,应为1925年5月初,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中共黄埔党团干事。
  第180页:“李合林…勤工俭学…”
  可增写为:李合林,原名李鹤龄,…勤工俭学。1922年3月,愤于中国驻法公使陈录勾结法国当局迫害“里昂事件”的勤工俭学生代表104人被遣回国,在巴黎枪击陈录,为“代表们报仇”,被法国当局判处监禁一年,当年11月被释放后去比利时就读。…1926年任…。
  第180页:“张秋人…1926年3月到广州…”。
  据《中共党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秋人,1926年1月去广州接替沈雁冰编辑…《政治周报》。如以1925年12月底《黄埔潮》24期发表的慕《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一文来看,张秋人对军校政治工作的脉络了解是很清楚的。由此,他有可能在1926年底以前即到广州并参加了《黄埔潮》的编辑工作。
  第184页:“应修人…1925年…同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任会计。”
由此,应修人在军校时间正是第四期入伍、升学、毕业到编辑同学录…,可是1926年底出版的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并没有应修人的名字。因此,他有可能是1926年底到军校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741页说是1926年底到军校的。
  第200页:“裘树藩…烈士英名录。”有误。
  1991年,我还见过裘老,他向我谈过:1926年在广州市内一次党内的报告会上,熊雄与陈延年“争论”起来,至于争论的是什么事情则记不清了。
  第216页:“党团领导小组”。这一名称,在中共“三大”的党章上查不到。按照中共“三大”党章的规定:支部或党团,均设书记一人、干事若干人,组成支部干事会或党团干事会,主持支部或党团工作。
  第217页:“党团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组成。”此种回忆与刘天1935年的文章根本不同。
  为什么回忆与文章的内容总一致不起来呢?且就我查阅上述五人每人当时的情况一一说说。根据饶老的回忆:黄埔党团是“三二○”事件后熊雄向区委汇报要求成立的,约在4月上旬。那时,恽代英还未到校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熊雄情况见前第178页说明;聂荣臻说他“1925年9月中到校,已有党团领导小组,由他和鲁易负责,东征胜利后由熊雄任书记”。如说“三二○”事件后才成立的党团,而聂此时已调区委军委工作;陈赓在他的自传中未提及在军校任此职,且当年4月他已调往国外学习,青军会也于同年4月初奉令解散;饶来杰,系广东区委派驻军校的特派员,对军校中共组织工作负有指导和联系之责。因此,成立时间和组成人员迥异?“回忆”是有情况的。
  第222页:“政治科大队,由胡公冕任大队长。”
  政治科大队1926年3月初成立时,由熊雄兼任大队长(见《广东文史资料》37辑,王石风的回忆)。至当年5月,大队长才由管理处卫兵长胡公冕接任;7月,抽调政治科部分学生组织北伐宣传大队,由胡公冕率领去前方(见胡公冕自传)。在校的四期政治科大队大队长由张纲接任(见《黄埔军校史料》第四期教职员名录)。
  第252页:“参加国民党二大的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有邵力子、恽代英、包惠僧…高语罕…”。
  其中,高语罕、恽代英是1925年底由外地赶来参加国民党二大的,还没有去军校工作,高是国民党二大大会中的中共党团书记,恽是党团干事;包惠僧1925年7月后离开军校、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工作。
  第281页:“直到1926年底,恽代英才离开广州。”
  据《黄埔日刊》1927年元旦增刊“1926年大事记”:12月1日,恽代英调前方服务。
  第286页:“陈远湘…任少校科员”。
  据陈远湘自己的回忆,是少尉科员。从第四期毕业才两个多月,不可能安排“少校”。
  第286页:“鲁平阶…当时在黄埔军校或中共广东区委…工作。”
  据陈远湘的回忆,鲁平阶,1927年初同他在军校政治部宣传科指导股任职,也是少尉科员。
  第329页:“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杨若涛(四期)。”
  据陈远湘的回忆,杨若涛,1927年初同他在军校政治部宣传科指导股任职,也是少尉科员。
  第330页:“4月14日深夜…方鼎英请熊雄到黄埔海关楼上,”这是方鼎英1961年的“回忆”中说的,是假话。
  据1927年出版的《方教育长言论集》中记载:方鼎英14日在广州…至15日晨七时始回(黄埔本)校。方鼎英在1927年军校“清党”反共和对“共产分子熊雄”的态度,在他的《方教育长言论集》中已说得最清楚了。
  冒昧吁请:中国史学界和热心编写“黄埔史料”的人士,抽点时间看看1927年出版的《方教育长言论集》中有关当年他的“清党”反共言论(如果找不到1927年的《方教育长言论集》,可以看看2006年《广东党史》第六期有关文章),1927年他在黄埔军校“清党”反共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我认为,这也是为死难的革命先烈们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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